譯者:Au Loong-yu
香港政府終於對被拘留三年多的47名民主派人士作出裁決。這次判刑,是當事人經過長期等待和延誤才終於宣判的。這47名民主派人士於2021年被捕,原因是他們組織了一個非正式的初選,以提名民主派候選人,找出在2020年的立法會選舉中有最大的勝算的候選人。這個步驟旨在延續香港的合法的民主抗爭。隨著國安法在2020年7月實施,2019年至2020年間長達近一年的火熱群眾運動劃上句號,政治異見受到越來越嚴苛的壓制。
戴耀廷是一位重要的民主派人士,也是組織初選的創辦人(他曾在2014年發起「佔領中環」行動,引發雨傘運動)。在眾多被告中他獲刑最重,但由於他認罪,刑期由15年減為10年。其他被告來自不同的意識形態背景,反映出香港民主運動的政治多元化。其中一些人是香港工運和左翼進步運動中最引人注目的人物。「長毛 」梁國雄是香港最著名的左翼和馬克思主義活動人士,在那些不被視為初選正式組織者之一的人中,他的判刑是最高之一。梁國雄自1970年代起長期參與民主鬥爭,曾以革命馬克思主義聯盟及後來的四五行動成員的身份,組織反英國殖民政權的行動;並以社會民主連線召集人的身份,示威反對美國支持的從伊拉克到加沙的多場帝國主義戰爭、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以及其他本地抗爭。在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草案》運動中動員工人的工會領袖吳敏兒和余慧明分別被判4年5個月和6年9個月。另一位前社民連領袖岑子杰是一位重要的 LGBTQ+ 權益活動人士,他在獄中持續倡議–去年爭取法院承認海外同性婚姻–被判4年3個月。
眾多民間社會和法律組織譴責這些審判是騙局,指責國安法含糊不清,實質上賦予國家起訴任何反對派的自由。最近恢復審議並通過的香港基本法第23條,進一步強化了這些法律上的模糊性,使這種前所未有的鎮壓狀態得以實現。例如,該條加強了國家對 「煽動性 」行為的起訴,確定為 「意圖危害國家安全」。甚至在 47 人的審判之前,香港政府就已經利用這種措辭的模糊性,以其認為的國家安全罪行起訴人們。2022 年,兩人因犯下「具煽動性意圖的行為」而被捕,因為他們在社交媒體上張貼「宣揚香港不同階層人民之間的惡意和敵意」的訊息。顯然,在這個世界上最資本主義和最不平等之一的城市,單單點名指出階級之間的社會對立,就已經算是「煽動叛亂」了。同年,民主派律師鄒幸彤被指控與「外國特務」共謀,但檢察官以維護國家安全為名,隱瞞並刪改了他們的證據。
這些例子和這次審判的結果顯示,香港政府已經拋棄了任何僅存的民主規範–即使法治從一開始就沒有真正存在過。即使在國安法通過之前,非普選產生的專業商業界別幾乎佔了香港立法機關的一半(這是殖民地時代的「功能界別」制度,親北京的勢力在英國統治的最後幾年遊說保留),而北京政府保留了解釋香港任何法律或法律決定的最終權利。許多針對反對人士和示威者的法律也是直接承襲自殖民地時代:例如去年,檢察官直接引用了1868年英國用於平息愛爾蘭叛亂的法律,作為她在2022年判定民主媒體《立場新聞》「煽動叛亂」的理由。法律學者 Han Zhu 在第一份有關國安法的全面研究中,將這些法律描述為「前所未有的實驗」,以及「社會主義民法、香港普通法和英國殖民地法律元素的奇異混合」。國安法的隨意性顯示,其「合法性」現在只能作為一套拙劣的意識形態虛構,勉強掩蓋了國家赤裸裸的極權統治。
戴耀廷可能是47名被捕人士中政治立場最溫和的一位,卻被判處最重的刑罰,這明確顯示北京不能容忍人們揭露其虛假法治,是多麽欺詐和偽善。北京擔心的是,這些揭露,長久下去有可能激發出超越合法抗爭的大規模民主運動。戴耀廷對香港民主運動的歷史貢獻是複雜的。他是堅定的自由主義者,也是堅持法治和非暴力的倡導者。他既是舊泛民派中最激進的人物之一,也是雨傘運動之後,由更激進的本土主義意識形態所塑造的新民主運動中最保守的人物之一。戴耀廷,朱耀明和陳健民在2014年發動佔領中環運動中擔當關鍵角色,而他們的舊泛民盟友對於支持佔領中環的運動卻猶豫不決。
但戴最初對於行動的願景要比最後的結果溫和得多。他設想的是一個表演性的、低風險的行動,以 「40歲以上的人 」為中心,「為年輕人爭取一個更公正的制度」。2014年7月2日,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在網上大規模投票後宣佈佔領街頭,當計劃中的行動有可能爆發成遠遠超出他們願景的群眾運動時,戴、朱、陳三人在一天前宣佈,他們不會親自參加,也不會號召其他人參加,但仍然尊重學生的決定。在2017年,戴甚至主張支持建制派中一些簡單承諾加快香港民主發展的人士參選。儘管如此,無論戴個人的觀點如何,正如香港社會主義者區龍宇在2015年雨傘運動的後記中所寫,他已 「成為兩代民主運動之間的傳棒人」。
因此,雖然本土主義的出現是對戴所代表的溫和政治的激進反擊,但與此同時,本土主義的種子卻是在戴有份推動的運動中形成的。但這個矛盾恰恰抓住了北京最害怕的東西。戴揭露了在國家所建立的虛幻法治的限制下,連最起碼的改革也不能接受。但揭露這種虛偽,有很大潛力激發跨世代、不同階層的普通人參與群眾政治。無論戴耀廷的政治視野如何受限,他的一些組織方案無意間開啟了日常群眾參與集體自決活動與民主議政的渠道。
認識到這一點,我們就能理解為什麼香港政府對這種溫和策略的倡議者處以最重的刑罰。北京所面臨的真正威脅並不是這些候選人勝出後可能在立法機關做什麼,而是在立法機關之外組織起來群衆運動可能復興,甚至演變為激進的、革命性的運動。而北京才剛用武力遏制了這場運動。在2020年7月,初選有 60 萬選民參與,簡直是香港史無前例。民眾本已經歷了幾個月的不確定和恐懼之後,這是由日益增長的壓迫和疫情的早期階段所造成的。但現在,初選的成果促使這股能量重新煥發出來,令羣眾運動可能重新振作。
這些政治鎮壓顯示,揭露和挑戰香港的僞法治的群眾運動,而不是局限於參與法律或選舉政治,才能威脅到統治者。因此,最有效的國際團結聲援香港民主運動的途徑,不是向西方同樣虛假的「民主」機構求助,因為西方急於利用對中國的批判來達到自己的帝國主義目的。因此,在這個特殊的時刻,我們批判中國進一步鎮壓香港民主運動,需要拿批判以色列佔領軍對巴勒斯坦人民持續的種族滅絕,相提並論。美國國務院官員一方面譴責香港的袋鼠法庭(Kangaroo court, 意謂既不公正也不獨立的法庭—編者按),另一方面卻源源不絕地提供軍火和防禦技術給以色列,並大肆包庇它,使其無須為戰爭罪行承擔任何法律後果。
鑑於屠殺的極端性,以及美國和以色列聯手蔑視國際法,美國沒有資格利用國際法來對付所謂「目無法紀」的中國。香港的活躍人士也沒有餘地對美國在全球舞臺上的陰謀詭計佯裝無知。在美國和其他西方政權的鼓動下,某些香港人試圖玩弄現實政治和利用恐華症,在持續的種族滅絕中與中國的地區霸權作鬥爭,這使香港人聲稱站在抽象的「民主精神」一邊的聲譽蒙羞。更糟糕的是,他們將我們的城市置於大屠殺的真誠倡議者和玩世不恭的粉飾者之列。美帝大規模毀滅和違反民主規範的紀錄多不勝數:從冷戰時期破壞拉丁美洲的民主進程、在東南亞公然屠殺數百萬人,到目前對太平洋地區的殖民化。鑒於美帝主義過去和現在的現實,現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清楚的是。在我們爭取民主自決的鬥爭中,美國不可能成為香港人所希望的民主夥伴。
香港的民主左派和勞工運動長期以來都是反對中國政府的資本主義專制統治和西方帝國主義勾結的最堅定的鬥士。有些人選擇把長毛說成只是一個反中、支持民主的活動家,但那是不認清他和其他人數十年來對所有帝國主義(包括美國和中國)的社會主義批判。如果香港人要在他被判刑之後對他的行動表示敬意,我們必須內化他對全球帝國的多角度分析,包括他對以色列的批判,他捍衛巴勒斯坦生命權、返回祖輩土地的權利和進行去殖民化鬥爭。
今天,國際聲援香港民主鬥爭的最有效途徑,是和全球大規模的反帝民間運動團結一致,挑戰西方所支持的種族滅絕,挑戰西方和專制主義的共謀。中國資本參與帝國主義世界體系: 它有時與美國關係緊張,有時與美國勾結。中國經濟崛起的動力來自對世界各地的剝削,來自其支持壓迫政權並在那裏投資,包括但不限於緬甸、以色列、蘇丹、剛果民主共和國、印尼、阿拉伯聯合酋長國和肯尼亞。要真正建立一個有效的民主反對力量來對抗中國的專制國家,需要香港民主運動加強與世界各地自下而上的運動的聯繫,與上述各種盤根錯節敵人作鬥爭,而不是在各個帝國間的衝突中偏袒任何一方。
對香港活動人士的迫害,標誌著香港那漫長而曲折的民主道路,陷入了黑暗的一天。要正確認識到這次歷史性失敗有多沉重,就必須明確承認那些被監禁者無可爭議的歷史性貢獻和犧牲。這也要求我們誠實地評估民主運動的歷史性成功和局限。唯有如此,我們才能超越過去運動的規範,開闢出國際團結的新道路,以重建我們的奮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