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原文見此。詳情請聯絡流傘義務翻譯團隊。
譯者：陳怡（無國界社運）
美國大選期間，香港再次成為國際關注的焦點，而這次更牽涉到極右翼的虛假消息事件。《蘋果日報》涉嫌捏造並大肆宣傳了亨特·拜登（Hunter Biden）受中國共產黨操控的不實指控。這說法在東亞媒體中廣為流傳，令香港及其他國家公眾對拜登陣營反感。儘管排外的右翼分子仍然不成組織，但其話語的影響力在香港卻日趨增長。支持民主運動的媒體及網上平台，由連登到《立場新聞》，其留言均顯示他們已由初時對右翼的容忍發展到將這些思想視為準則。香港人和散居海外的香港僑民對特朗普支持的崛起，為香港運動提供了最大的現實檢測依據：狂熱的極右翼是如何從看似致力避免意識形態討論的運動中崛起，再直到去年對全球政治表現出一點點的興趣？
等待特朗普打救
這些都不是新鮮事。自反修例運動以來，少數右翼份子一直熱衷於將特朗普定位為香港爭取民主的最好機會。《蘋果》創辦人黎智英撰寫了一篇專欄文章表明支持特朗普，並攻擊拜登。其實《蘋果》在去年運動前幾年就已經不斷散播右翼及仇外言論，尤其是針對大陸新移民的言論。今年，越來越多香港人亦大肆宣傳親特朗普的虛假信息和渠道，現在更散播特朗普陣營公然虛構有關選舉結果的虛假信息。YouGov最近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香港是亞太地區中對特朗普支持率最高的地區之一。由學者Maggie Shum和許田波（Victoria Hui）進行的另一項初步調查顯示，接受調查的美籍香港人以5比3多數都支持特朗普。儘管貿易戰和對中國的制裁被特朗普支持者吹捧為對中國的「實際行動」，但實際並沒有讓任何人得益，無論是香港人、美國企業，還是消費者。
香港從來都沒針對根深蒂固的保守主義思想進行過反思。我們可以為這種新崛起的右翼思想找很多藉口，例如虛假信息的普及或因絕望而導致的無知。但是，這些僅僅是核心問題的徵兆：無論出於何種原因，香港人確實對這些訊息大為受落，並不經審視地加以散播。許多人理所當然地無視特朗普欺詐選民的說法如何被徹底揭穿，甚至不承認他的罪行。這些人還得出一個結論，聲稱特朗普是他們不想做但必須做的事（a necessary evil）；為了自救，他們不惜犧牲任何人。
更令人難以置信的是，支持特朗普的香港人一概無視他過去的言論。在契合其政治目的的情況下，他曾附和習近平反對香港運動。2014年，特朗普譴責奧巴馬支持雨傘運動。他重複地表示，香港的命運應該交給習近平處理，道：「中國不是我們的問題，香港議題也無助於貿易戰。」他還表示：「從不懷疑習主席想迅速且人道地解決香港問題，這個他能夠做到的。」 參議院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後，在最終簽署法案前，特朗普曾公開考慮否決該法案，以維持與習近平的關係。
儘管特朗普對中國的立場前後不一致，香港人對他不加思索的效忠或許是一個更深層政治聯繫的徵兆，將許多香港人與美國極右翼份子聯繫在一起。就像白人種族主義者一樣，許多香港人一直在等待一個像特朗普一樣的人物。他毫不掩飾地體現了潛伏於香港文化中的沙文主義精神，並在這種不平等的全球體系中維護其特權：這文化不斷迫使我們必須保護自己的文化，尤其是西方範式中針對非白人外國人的某些面向，並保持經濟穩定及無視系統的不平等，因為經濟穩定僅取決於每個人的辛勤工作。這時，「少數聲音」的邏輯正威脅著長期以來在全球經濟中受益於資本主義的香港。這些觀念已遠遠超越了林垚（Yao Lin）的看法：「將西方（尤其是美國）視為中國的政治燈塔，因為它沒有系統的不公正，因此不需要『積極的修正。』」這種觀點得到一些中國自由派知識份子的擁護：對於許多人來說，不單止不需要積極的修正，這種不公平正正是香港人理想的系統。
幻想的民主
不管香港的特朗普支持者承認與否，美國的民主制度是有局限的，但他們依然將其視為理想的選擇。特朗普主義正是美國假民主制度的極端，在《蘋果》專欄作家和其他排外本土右派人士的支持下已被香港人所熟悉。這正是許多香港人一直追求的「自由」：少數人和權貴在一個為了繁榮發展而不得不參與博弈的制度中享有特權，並為幻想中的民主而感到滿足。換句話說，香港從未省思自身的自我優越感，並久已從西方帝國主義獲得特權並坐享其成，無事當中眾多得受害者。
實際上，香港人對特朗普話語的接受和包容揭示了其自由抗爭的最陰暗面和最大局限。主流民主派的話語從未真正關心過城市中所有人的真正自由，也不指望有什麼成果。香港的自由主義者和「進步主義者」願意容納這些極右翼極端主義的觀點，不僅是因為意識形態的薄弱，而是運動裡「無大台」原則的特徵之一。在這種語境中，右翼仇外心理通常會被原諒和容忍，因為兩者的中心思想在許多方面都有共同之處。這就是為什麼排外本土主義也包含了香港的極端主義右翼。自由主義者對「香港民族主義」的包容，或民間社會對移工狀況視而不見，都體現了這一點。無論有意或無意，許多香港人一直築起高牆，將很多人排除在他們理解的民主制度以外。
一方面，這是殖民主義遺產造成了政治想像力有限的後果，而中共當然一直熱衷維護之。另一方面，殖民主義在各地環境中的作用都不同：某些被殖民者會承接了主人的特徵。正如學者羅永生所述，殖民權力不僅是「殖民者對被殖民者故意進行的一種支配性手段」，而且還可以「作為一種非人力量，透過各種場所和渠道存在和運作，在沒有殖民者的情況下，這個非人力量仍然可以流連忘返」。羅永生所謂「互相合作的殖民力量」一直在建構著香港政治。殖民地的發展是關係的混合網絡，將本地香港人，尤其是資產階級，與宗主英國牽連起來。可以說，這些本地人成功地運用了英國制度。毫不驚訝的是，只要能夠保持可觀的自由度，他們便樂於融入被殖民者身份內。這種複雜的殖民遺產使得香港在移交後成為一個中心悖論：其公民能夠簡單地將殖民主義的大多數剝削遺產想像為中國殖民主義，而西方殖民主義則脫穎而出，成為一種幻象化的指稱系統，為香港現時的困局建構一個美好的過去，或一個可想像的民主未來。但是，為何我們會指望以毒攻毒呢？
殖民結構下的感受
香港人普遍對內地人、少數民族、黑人的下意識反應（許多香港人從未與黑人有過互動），是我在香港長大印象特別深刻的現象。我和我家人亦不是例外，曾在小巴上怒視和做小手勢，或聽到人說普通話時表現出厭惡感。這一份被「多重決定」的（overdetermined）感覺，充滿了仇外心理、恐懼、優越感和防禦感。許多人會為這種「結構上的情感」（structural feeling）賦予各種藉口，把仇恨心理歸咎於中國資本家和暴發戶並將其合理化，從而指責這些人對香港打工階層、企業、社區的剝奪對自身文化亦構成侵害。但是，最核心又令人不安的事實是，某些自以為事的右翼分子會比其他主流示威者更加樂於承認並根深蒂固地相信：香港人比其他人優秀，因為我們較接近西方文化和價值觀。我們把一系列的神話想像成真實，去進一步鞏固這種幻象：英國殖民主義的遺產確實並不那麼糟糕吧？死守住西方民主國家啟蒙的意象容易不過，而且很多人更完全無法接受事實：我們受的壓迫根植於中共，並在由西方殖民者最先建造的資本主義框架中得以永久保留和加強。
香港許多人一直以來都從殖民主義遺產中受益。即使其中一些特權逐漸消失，我們仍堅持抓緊那些對自己有利的特權，把白人救世主的圖標和神話作為我們的解放典範。相對不可及的美國在地政治對很多香港人來說並無助於解決更深層的問題，使得支持特朗普的香港人將其邏輯推向極端。很多人根本不願意去理解及面對現實；美國的情況並沒有比香港好。香港盛行的布雷特巴特（Breitbart）和福克斯（Fox）新聞式敘事（厭女、排外、種族主義的極右翼會散播陰謀論及不實消息）為那些不想充分解決香港社會矛盾和特權的人提供了一個簡單的解決方案。大多數香港自由派面對右派表現出的癱瘓和迷亂，迫使我們去面對許多人迴避的問題：作為香港人，我們渴求的解放與自決到底是什麼樣的？
Black Lives Matter運動
今年夏天美國的抗議活動在各方面迫使香港人面對這個問題。「黑人性命攸關」運動不僅是對極右翼特朗普政權和長期存在的自由主義政權數一數二的反對聲音，也為香港人創造了難得的機會去集體反省意識形態的問題。自由主義者和中間派第一次不得不面對這個事實：他們經常理想化的國家和民主制度其實包含著深層的系統性問題，而美國示威者亦領悟到應該和香港採取一樣的力量和策略來抵抗，團結一致。但是，這個省思過程夾雜了香港社會很多方面潛在反黑人的現象。實際的觸發點源自抗議運動之間的相似性，而不是差異性：某些人儘管自身在民主路上的鬥爭是混亂無序的，但仍千方百計和他們視為根本上更「不合法」和「不文明」的運動保持距離。
美國的抗議運動暴露了香港運動中反資本主義的可能性，迫使香港人不得不做出選擇：要麼就接受改革性的系統變動，要麼就撤退。黑人運動一直血淋淋地揭露了資本主義矛盾的本質。我相信，即使沒有歷史、政治教育，和語言來闡明原因，很多香港人也能感覺到這一點。香港人對黑人運動的焦慮，恰恰是因為該運動體現了對全球不平等制度的激進主義；許多香港人其實對此心知肚明，卻不願意真真正正挑戰這個制度。面對這一挑戰，我們需要先認清制度是完全不公正的，才能瓦解視中國專制主義的狹窄鬥爭為重點的抗爭方式。只關注「五大訴求」，不僅是因為共產黨的壓制沒有讓我們有更多的空間去思考意識形態上的區別，還反映了許多人只願意走到這一步，即實際的具體願景。這只是表面形式上的民主，而不是真正的民主。
排外本土主義與殖民遺產
本土派組織者劉頴匡曾道出了許多香港人的心底裡埋藏了多年的意念。他宣稱：「在香港宣布獨立後的第二天，香港市民現有的一切生活方式和習慣，將會維持不變。」一年來，抗議運動一直不願表達具體的政治觀點，理由是，隨著中國獨裁政權的日益壓迫，我們沒有任何思考的餘地。對很多人來說，革命必須先斬後奏：對未來的任何具體想像，此刻無地可容。
這不是沒道理，但我更懷疑的是，這種想法普及起來是因為許多人同情劉穎匡的保守思想。之所以沒有空間去重新構想香港運作的基礎，是因為對於許多人而言，根本沒有必要這樣做。劉穎匡的宣言表明了，有些人會承認中共對香港的管治也沒有那麼糟糕，只是這種壓迫性的制度需要由香港人──而不是中國人──來領導。對這些人來說，如果人民可以投個票或提出反對意見，這座城市就會自動地好好運作。即使我們能從美國的情況看到，一日不認真思考核心的系統性問題，制度只是另一種壓迫手段。他們認為，人是無法從根本上去決定自身可以擁有的物質條件的，亦因爲這是人類社會不可避免的一部分，所以只有某些──而不是全部──威權主義值得我們去反抗。
這種心態是香港排外本土主義的思想基礎，建基於優越感、例外主義、排斥主義，和一些西方殖民主義的傳承。早在雨傘運動之前，這種心態就已廣為流行。陳雲早期關於香港城邦國家論的右翼論述曾經幾年是香港各大書店的暢銷書。他的論述框架繼續得到其他右翼本土派人士──如盧斯達、陶傑、其他《蘋果日報》的專欄作家、連登仔，以及其他網紅──的推動。陳浩天等人，在雨傘運動之後發起瓦解香港專上學生聯會行動，很多人在去年的運動中亦將陳等人的言論重新包裝為「無意識形態」以取得發展。這些人經常對婦女和少數族裔發出歧視性的言論，擁護一種似乎機智或具爭議性的語調，把根深蒂固的保守主義政治說得好像頭頭是道，令人聽得津津入味。
右翼力量的組織性其實不強，但是這組織上的問題一直是香港社會特色。也就是說，不是因為他們是右翼份子才缺乏組織性。但是，事實告訴我們，他們的危險性正正源自其「無組織性」的運作。實際上，他們的想法已成為主流，吸引了一群忠實的追隨者。近年來，他們排斥性的憤怒政治在許多方面加劇了對大陸人的歧視反應，迫使本地主義者在沒有明確政治方向的情況下無目的地採取日益激進的戰術。這就是「攬炒」背後的邏輯：最壞意義上的民粹虛無主義，沉溺於劃分香港身份定義，將其變成主要實踐和意識形態的視野，而不是仔細考慮香港的具體解放條件。
這種對「香港身份」的重視甚至助長了功能上與排外本土主義及仇外心理框架沒有區別的自由主義詮釋。香港社運份子梁繼平主張的「公民民族主義」直接將西方的公民身份概念套用於香港，稱讚美國要求新移民「理解當地語言、歷史，和政治價值觀」的制度。梁之所以可以簡單化地將這種排他性的公民身份概念應用到香港，揭示了香港與西方在身份認同上享有的特權；大陸人、東南亞人，和其他人種，只有「了解」我們的文化後，方可被視為「香港人」。能操流利廣東話並熟悉本地文化的印度裔棟篤笑藝人阿V（Vivek Mahbubani）得到主流的接受，並在去年重慶大廈的多元種族集會中獲得尊重及掌聲，把種族自由主義（racial liberalism）的虛偽表露無遺。對未被同化的中國或東南亞工人來說，這場「民主」鬥爭的目的實爲守住「香港人」這身份的種種界限。
雖然特朗普的香港支持者和白人支持者不能一概而論，但我敢說他們之間的相似性一直都被低估了。香港人既遭受西方殖民的壓迫，同時也從中受益，並透過美化他們在殖民機器中的位置以延續其特性；運動用了一整年的時間去動員爭取美國和社會的支持後，說沒有這種情況的人其實只是自欺欺人。香港動蕩的壓迫之年和當前的殖民狀況並不可能奇蹟般地把那些散播極右訊息或聲稱對美國內政「一無所知」的人當成透明。簡單來說，「無知」就是一種特權。
對於那些散居在外，與數以百萬多年來受特朗普政府壓迫的美國人（尤其是非白人）生活在同一片土地的香港人，保持這所謂無知是不可原諒的。但我想強調的是，這種無知本身就是香港公民社會中心的醜陋和種族主義特權的實在體現，甚至在還沒有被識別出來之前就已經存在。這無知源於英國殖民時期和97回歸的歷史，以至到港人早期面對與西方脫鉤（至少在表面上是這樣）和與我們已經習慣看不起的漢族身份進行調和的困惑和厭惡感。直到去年之前，主流社會普遍認為中共維持英國遺留下來的新自由主義和殖民主義框架是沒有問題的，就算這一直包括香港警察等的基礎維穩設施。儘管香港人長期只是被異化的殖民對象，很多人並沒有因此失去對西方的認同感。
面對北京政府的鎮壓，特朗普現象反映了這種壓抑的焦慮：美國帝國主義不僅是尋求外國支持的最後一條路，某些香港人更認為這是解決香港困境的最佳答案。香港人公開表達想增強自身特權的願景，故意忽略中國大陸勞工、東南亞少數民族、黑人如何被制度有系統地壓制這一事實。很多人希望保留一種優越至上的特殊身份，完全承襲自白人優越主義的操作。儘管政治教育和組織工作可以慢慢改善這現象，但香港人亦必須面對事實──一個我們當中的許多人都不願意面對的現實。無政府主義者黃津珏形容的「隱藏在香港社會運動中的種族仇恨」並沒有因香港一整年的抗爭而得到緩解，反而從親特朗普的香港人的崛起這現象中被揭露並加深。
不得不面對的現實
我們可以用種種借口安慰自己：在這次選舉週期中發生的事情僅僅是虛假信息和「非惡意」的無知造成的，特朗普的支持者還是屬少數派；又或者，特朗普雖然是有過錯，但支持特朗普的行為還是可以接受，因為這對我們有利。這時，我必須堅決表明，這些元素不僅不應該被接受，它們的出現以及在運動裡的容忍已揭示了我們在抗爭路上更深層的問題。面對來自北京政府的不斷壓制而對這現象視而不見絕對不是好事：對極右主義的忍耐及縱容是自掘墳墓的表現。跟一個在全球被受厭惡的極右小丑結盟，只會引起世界大多數公民的鄙視。特朗普的香港支持者正在國際舞台上把運動污名化，而特朗普自己對香港運動的支持更是搖擺不得，甚至越幫越忙。透過一個具種族主義的選舉制度讓更多的選民喪失投票權、減少核心公共服務的撥款、宣傳種族主義言論，特朗普甚至已經威脅到自由主義者甚至某些保守派都懷念的有限形式性民主。
但更大的問題是：我們所謂的「無大台」和「無意識形態」運動實際上促進了極右翼的發展。教條式的拒絕討論意識形態，使專門製造虛假信息和不包容行為的本土主義者群體內醞釀了極右派話語的興起，與中共的策略相同。並非巧合的是，相信「政治」可以超越意識形態的複雜性（參與不公平的系統、自身社區的差距，以及自身的同流合污），是白人優越主義賴以為生的信仰；香港右翼正體現了其極端的形式。
固然我們可以反駁「並非所有香港人都支持特朗普」，但不容忽視的是：特朗普支持者根本就是太多了，之前提過的YouGov民意調查的受訪者裡佔了36％，受訪的美國籍香港人更高達55％。他們喧鬧的滑稽舉動向來都是主流政治話語中的霸權。事實是，我們任由這些觀點普及化並僅僅將其視為意見分歧，單單這點就已經對整個運動造成傷害。表面上的說法是，我們應先避免討論香港的系統性問題和真正的意識形態差異，而在戰略上集中力量，先爭取我們首先可以實現的目標；實際上，將這種逃避視為最終目標，反映了香港人只滿足於表面而沒有實際內容的民主。如果一整年的「無大台」導致了極右翼的擴大，我們必須嚴肅地問自己，為什麼運動對民主進程的看法會有這樣的錯誤導向？這反省絕非意圖合理化北京政權對我們的壓迫，而是反思究竟有甚麼因素令我們的民主運動被去合理化。
隨著國家安全法的到來和特朗普敗選，香港人不得不重新思索。我們最終是否需要批判性地反思局限着我們並繼續在壓迫者手中發揮作用的例外主義神話？這取決於我們選擇：我們的前路是實踐性、真正民主的運動──一個可以打破自由民主的局限，將更多受壓迫者聯繫起來，與其他大規模的抗爭建立團結鬥爭的運動──或是停留在無盡地被奴役的循環裡，讓自己在不同模式的迫害中痛苦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