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按：本文原刊於美國左翼雜誌《國家》；流傘獲授權自行發布。英文原文見此。 西班牙文譯本見此。法文譯本見此。詳情請聯絡流傘義務翻譯團隊。
譯者：Lillian Ngan、Yehua
即使在香港出現首宗新型冠狀病毒（又名2019-nCoV）的確診病例之前[1]，香港人已開始感到擔憂，甚至陷入恐慌的邊緣。全球首宗新型冠狀病毒病例於2019年12月31日（比香港的首宗病例遲22日出現）在中國中部的交通樞紐湖北省武漢市確診。新型流感爆發的傳言，旋即在華語社交平台上火速傳開，香港媒體亦報導指非典型肺炎（沙士）可能捲土重來。
港人猶記得2003年沙士爆發時，中國共產黨為保留面子而傾向隱瞞疫情的關鍵資訊。今次中共故技重施：當一群武漢醫生在12月討論一些懷疑感染的個案時，公安以「在互聯網上發布不實評論」為由警告和訓誡他們（並至少拘留了其中一名成員）。其後，被視為疫情吹哨人的李文亮醫生受到感染。2月6日，中國多間媒體報導其死訊，引來他身處的醫院發聲明表示他情況仍然危殆 (醫院最終宣佈李文亮於2月7日離世)。如果中國衛生官員的數字是可信的話（絕大多數的感染個案都在中國），全球現已超過4,617人因病毒而死亡，另有逾125,518宗感染個案。
香港的情況漸趨嚴峻：政府拒絕公開病毒傳播的資訊或果斷遏制病毒擴散，公共醫療系統亦長期缺錢、缺資源、缺人手，導致醫護人員工作負荷過重和感到絕望。2月3日，過百名醫護人員發動罷工，抗議香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拒絕關閉連接香港和中國大陸的邊境管制口岸。在香港出現一宗死亡個案以及21宗確診感染後，林鄭班子宣佈於2月8日起，所有經內地入境人士須強制隔離。
在香港，衛生官員面臨著另一個難題：新型冠狀病毒的威脅正與社會長期彌漫著對內地人的怨恨糾結在一起。官員、衛生專家及公眾正在躊躇應如何安排處理不同衛生問題和措施建議的優次之同時，也在處理中港衝突的悠悠歷史：不論是在香港購入免稅貨品轉銷內地的水貨客，還是被指違反香港社會禮節的內地家庭，大陸人的種種均經常遭受香港人的批評。而針對每年成千上萬來港旅遊的內地遊客、他們龐大的購物和消費量，和涉嫌透過「生育旅遊」對壟斷本地資源的憤怒，更使香港本地人將大陸人蔑稱「蝗蟲」。
2012年，香港網民自發籌款在香港報章《蘋果日報》刊登全版廣告，描繪了一隻俯視香港的蝗蟲。去年在香港發起的反送中運動，亦看到了不少反大陸情緒的爆發。在2019年暑假期間，有示威者圍堵並毆打兩名大陸男士；另一邊廂，示威者也與在公園跳舞的大陸「大媽」發生衝突。新型冠狀病毒爆發後，香港人不時便會舉行抗議活動，要求禁止所有內地人來港。
美國境內已出現1,125宗確診病例，加拿大亦出現103宗確診個案。社會逐漸浮現針對亞洲人的口頭甚或人身攻擊的報導。1月30日，柏克萊加州大學的學生健康服務中心在社交媒體貼文中（貼文現已刪除），列陳在面對新型冠狀病毒蔓延全球時，學生可能產生的「自然反應」，當中竟然包括對亞裔人士出現排外心理，因而備受批評。
美國疾控防中心和加拿大公共衛生局在二月初將新型冠狀病毒對公眾的即時威脅定為「低」，特朗普政府當時卻率先宣佈它為緊急公共衛生事件。這顯示出美國衛生及公共服務部無法在兩者間取得平衡。也許很多人也預料特朗普政府會造成這種矛盾，可是這些恐慌性措辭背後的排外主義卻非特朗普的「傑作」，而是歷史源遠流長，將中國人視為骯髒且帶菌者的種族主義。
對亞洲人的偏見如一般人所料，大多來自非亞裔人士。然而近日卻看見在美加的香港人及其他亞洲流散社群也一併廣傳排外主義的故事。為試圖免除自己被污名化，他們在英語媒體上協助散播謠言，指內地人在香港及北美將醫療口罩購買一空、轉發聳人聽聞的「蝙蝠湯」圖像和短片、流傳科學間諜和生化武器等陰謀論。美加的流散社群更率先要求當地政府關閉公立學校，並援引特朗普「保衛我們美國家園」的口號，敦促美國收緊與香港的邊境政策。而這一切都是以「積極關注公共衛生」的名義進行的。
旅遊禁令和關閉邊境是否有助於遏制疫情蔓延，目前尚未有定論。對以往瘟疫案例（包括2009年的H1N1流感）研究顯示，旅遊限制可能只會延遲不能完全遏制病毒的傳播。特朗普政府已宣佈14天內到過中國的外國公民不許入境，到過內地旅遊的美國公民則將被隔離；此舉亦惹來美國公民自由聯盟等機構的抨擊。儘管公共衛生專家們對如何妥善處理新型冠狀病毒仍未有共識，香港人和散居海外的僑民仍繼續引用公共衛生措施的先例，呼籲提升邊境監控和執法的強度等邊境安全化措施。 但很少人注意到，以「公共衛生」作為管治國家的做法，不論是在北美還是在香港，其根源也絕非單純或中立。
正如歷史學家Nayan Shah寫道，三藩市在十九世紀制定的公共衛生政策，將當地的中國居民標籤為骯髒的帶菌者，需要被英歐社會的「健康」價值觀和實踐同化和「被改善」來保護白人公民。1890年爆發霍亂的溫哥華，和擁有長久的華人移民史的三藩市一樣，唐人街成為媒體和公共衛生官員的針對目標。
在香港，為「衛生」而實施隔離的邏輯源自殖民時代：1904年當鼠疫肆虐之際，英國殖民政府制定了《山頂區保留條例》，規定太平山住宅區為「非華人」居住地。同時，為封鎖「受感染」的大廈，數以千計的華人家庭被迫搬走，逾二千人死亡。1949年後，逃離共產黨統治的大陸難民大量湧入香港，令當時殖民地的人口幾乎增加了四倍。人口過度擠擁衍生了衛生情況欠佳的寮屋區，而即使這群新人口跟其他在殖民統治下長大的人同是華人，港英政府仍藉口將他們標籤為落後和不衛生。
現時在僑民社群內的張力正是來自移民（特別是非白人移民）對社會構成健康風險的講法。遏制新型冠狀病毒需要審慎收集旅遊數據，以確保可能接觸到病毒的人士獲得治療，並提供相關的醫療信息、在入境口岸進行篩查和為市民提供更多就醫的途徑。可是，主流對公共衛生論述的理解忽略了它的種族歧視性基礎，使排華風氣得以在社會輿論中站穩陣腳。
供應不足、生產線未能追上需求、甚至有人囤積和炒賣——口罩量驟跌，成了全世界的焦點。香港因鄰近新型冠狀病毒的疫情中心，加上港府拒絕提供足夠數量的口罩應市，令口罩供應成為一個迫切的問題。美國及加拿大的民眾也許因為受感染的風險較低而較少顧慮，但是流散在美加的香港人及其他亞裔美國和加拿大人，卻持續在網上羞辱疑似在北美藥房及五金店大量購買口罩的內地人。有些更爭辯這些口罩應預留給「真正的加拿大人/美國人」。另有網民套用香港本土派所慣用的「蝗蟲」意象來醜化內地人，其中一名居於加拿大的港人更在Twitter上提議，任何人如欲購買口罩，均應出示有效的加拿大身份證。
這些接受排華論述的僑民，試圖扮演「模範」亞洲人，表現出對公共衛生的遵從，甚至與當權者同心協力。而即使口罩用品的短缺是源自政府未有充分告知公眾和分配所需的資源和用品，他們仍將資源不足咎於他者。
需要謹記的是，絕大部分受冠狀病毒感染的病人都在武漢和湖北省，接受史無前例的隔離，能從外界獲取的信息有限，醫療供應用品也逐漸減少。一如既往，那些無法獲得信息及醫療的人往往最受疫情影響。偏見和蔑視對他們並無幫助：專家指出，愛滋病的污名化使患者或有可能受感染者不願接受治療，令病毒的傳播途徑更難追蹤。羞辱感染新型冠狀病毒的病人，亦可能為疫情的治療和控制造成阻礙。在中國，一些城市採取了封鎖措施，甚至禁止該地居民進入，逼使市民淪為被拋棄者。
幸運的是，也有一些反對排華主義的聲音。2003年的多倫多是最受沙士疫情影響的北美城市之一：超過400人受感染，44人喪生。今年在安大略省錄有74宗確診新型冠狀病毒個案，許多華裔加拿大做好心理準備，會遇上就如曾在沙士期間遭受的強烈排華反應。流散的香港人、中國內地人及在該市的盟友從沙士的創傷汲取教訓，團結一致對抗歧見。
多倫多約克學區公立學校的家長聯署請願，要求強制監視最近曾到訪過中國的學生或其家人，並要求他們自我隔離。約克區教育局隨即發表聲明譴責他們，其後多倫多市長也發聲明反對以上措施和反中情緒。同樣地，在加州 (最多確診人數的美國州份)，民主黨眾議員趙美心亦呼籲他的支持者不要散佈對亞洲人士的恐懼。 洛杉磯的公共衛生官員也警告不要因為種族而歸納他們為健康威脅。
與此同時，中國政府對李文亮去世的消息處理不善，增加了中國大陸和香港人對言論自由的要求。流散群體一旦陷入情緒化及民族主義產生的恐懼，不但會錯過團結的機會，更會破壞預防瘟疫擴散的努力。在醫療保健體系中的種族主義和污名化的歷史說明，我們不能總是只從表面上理解「保護大眾」等言辭。正是因為愛國沙文主義往往與公共衛生論調並行，我們更需將打擊疾病傳播的實際行動與民族主義思想分隔。
註腳
[1] 2020年2月11日，世界衛生組織正式將新型冠狀病毒命名為冠狀病毒疾病 2019 (COVID-19, corona virus disease 19)。
